汇通网8月20日讯—— 美国联邦债务总额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自特朗普2017年首次就任以来增加逾一倍，两届任内合计增11.6万亿美元，拜登任内增8.4万亿美元。偿债成本已超越医保成为联邦第二大支出，30年期国债收益率触及5.34%的19年新高。财政部紧急将长债回购规模翻倍，但分析人士认为此举难以解决赤字与债务供给的根本矛盾。
美国财政部周三（8月19日)公布的每日现金和债务余额报告显示，截至8月18日，美国联邦政府未偿公共债务总额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整数关口，达到40.047万亿美元。这一里程碑式的数字由两部分构成：公众持有的美国国债32.266万亿美元，以及政府内部持有债务7.782万亿美元。自特朗普2017年1月首次宣誓就任总统以来，联邦政府债务规模已从当时的19.95万亿美元增加逾一倍，不到十年间完成了从20万亿到40万亿的翻倍增长。尤其值得警惕的是，从39万亿美元到40万亿美元仅用了不到五个月时间，债务增速呈明显加快态势。
一、两任总统四届任期：债务激增的“双引擎”
回顾过去十余年的美国财政轨迹，债务累积呈现出跨越党派界限的加速态势。特朗普两届总统任期内，美国公共债务合计增加11.6万亿美元。其中，首个四年任期（2017年1月至2021年1月）增加7.8万亿美元，逾一半是在其任期最后九个月为应对新冠疫情而紧急举债累积的；自2025年1月第二次就任以来，债务再增3.8万亿美元。拜登四年任期内（2021年1月至2025年1月），公共债务增加8.4万亿美元。
两位总统任内合计新增债务约20万亿美元，恰好等于当前总额的一半。约三分之一的增量集中于2020至2021年的疫情危机应对阶段，具有特殊的紧急性和两党共识基础；其余三分之二则反映了两党在财政哲学上的结构性分歧——特朗普政府侧重减税与国防支出扩张，拜登政府则大力推动基础设施投资、清洁能源补贴及社会安全网项目。无党派机构负责任联邦预算委员会估算，与两位总统各自就任时依据既有支出法规所推算的债务累积基线相比，二人的政策选择均显著推高了联邦债务增长轨迹。
二、财政黑洞加速扩张：7月赤字创历史第四高
美国财政状况正加速恶化。美国财政部上周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单月预算赤字高达4320亿美元，位列美国历史上第四高的月度赤字水平。关税退款导致海关收入连续第三个月为负值，与此同时，老龄化人口驱动的社会保障和联邦医疗保险福利支出持续刚性增长。2026财年前10个月的赤字总额已超过2025财年全年赤字水平，而本财政年度尚有两个月待结算。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估算，前10个月联邦预算赤字累计达1.8万亿美元，较上一财年同期高出1690亿美元，增幅超过10%。
三、利息成本异军突起：超越医保直逼社保
偿债成本已成为联邦财政中最具破坏力的“隐形杀手”。2026财年前10个月，美国联邦政府利息支出已累计达到1.17万亿美元，较上年同期增长约15%。这一数字不仅超过了联邦医疗保险（Medicare）同期的全部支出，更在联邦预算支出排行榜上跃居第二位，仅次于社会保障养老金体系。
若将利息成本年化折算，全年预计将达到约1.21万亿美元。作为参照，2025财年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全年经费约为1.17万亿美元——这意味着，美国纳税人如今为偿还债务利息所支付的资金，已经超过了维持全球军事霸权体系的投入。随着债务本金持续膨胀和利率中枢居高不下，利息支出正以滚雪球方式吞噬越来越多的财政收入份额，形成“借新债还旧债利息”的恶性循环。
四、长期国债遭遇历史性抛售：30年期收益率飙至19年高点
美国长期国债市场正经历一场罕见的结构性抛售。8月18日，3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盘中最高触及5.34%，创下2007年6月（即全球金融危机前夕）以来最高水平。10年期国债收益率同日亦触及4.75%，逼近2025年初以来的阶段高点。期限溢价——衡量投资者因承担十年期持有风险而要求的额外补偿——本周已升至逾12年来最高水平，表明市场对美国长期财政信誉的担忧正在定价中充分体现。
此次抛售的导火索之一，是美国财政部不久前标售的250亿美元30年期新债遇冷，得标利率高达5.216%，创2001年以来最高记录。一级交易商被迫接盘的比例上升，显示终端投资者的真实需求疲软。债券收益率飙升直接推高整个经济体的融资成本——从企业信贷到住房抵押贷款，从汽车金融到学生贷款，无一幸免，金融条件急剧收紧。
五、海外债主“用脚投票”：外国需求持续退潮
在美债供给端急剧膨胀的同时，需求端正经历微妙而深刻的裂变。过去一年间，外国投资者对美国国债的需求持续下降。目前，外国投资者持有近三分之一的美国国债，但这一比例已从2010年代初的约50%大幅滑落。牛津经济研究院首席金融市场分析师指出，随着外国官方机构（尤其是全球央行）的购买力减弱，更多新发国债将由对价格变动更为敏感、交易行为更趋顺周期的国内机构投资者承接，这很可能加剧市场的日常波动性和流动性枯竭风险。
全球“去美元化”的长期叙事正在美债市场找到现实注脚。数据显示，美债在全球官方外汇储备资产中的占比已从2024年末的25%降至22%，连续第二年下跌。与此同时，黄金已超越美债成为全球第一大储备资产。各国央行持续净买入黄金的行为，折射出对美元信用体系深层忧虑的升温。
六、贝森特的“急救工具箱”：长债回购翻倍能否力挽狂澜？
面对收益率失控式上行的严峻局面，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于8月19日祭出紧急干预措施，宣布将10至30年期长期国债的定期回购操作规模翻倍，即每次操作至少达到40亿美元，此前计划为20亿美元。该调整覆盖10至20年期和20至30年期两个关键期限区间，新规自2026年9月9日起生效，将持续至11月4日。
根据财政部此前公布的安排，本季度原计划在8月6日至11月5日期间回购最多690亿美元的各期限美国国债。在本次翻倍扩容后，最高回购总额将提升至830亿美元，其中至少新增140亿美元的流动性支持。美国财政部在声明中称，此举旨在为长债提供更强的流动性支持，并回应市场参与者对这些期限债券的强劲需求。
然而，市场分析人士对这一应急措施的持久效力深表怀疑。花旗集团全球美元和加元掉期交易主管直言，回购长债并不能改变赤字状况，财政部在回购旧券的同时仍需通过常规拍卖发行新债以弥补赤字缺口，这实质上是一种“左口袋倒右口袋”的债务管理操作，而非债务削减。
Evercore ISI分析师指出，贝森特再度展现了积极干预市场的策略技巧，选择在8月市场流动性稀薄之际突袭式宣布扩表回购，精准打击了做空长债的投机力量。但他们强调，增加的40亿美元回购额度，与截至周一规模高达32.2万亿美元的可流通国债市场以及5.5万亿美元的未偿20年期和30年期国债相比，无异于沧海一粟。
Savvy Wealth首席投资官总结称，此举无法解决赤字、通胀或国债供应的根本矛盾，但确实争取了宝贵的政策时间，更关键的是向市场传递了清晰的信号：财政部拥有充足的政策工具箱，并愿意在市场失序时果断使用。
七、结构性痼疾：强制性支出自动巡航，削减无从下手
特朗普将第二个任期标榜为“削减成本”的行政改革期，其任初由非政府性质的政府效率部下令裁撤联邦机构职位。但深入剖析联邦支出结构便会发现，其削减的所谓“浪费”集中于可自由支配支出项目，而这类项目在联邦预算盘子中占比最
美国联邦政府每年支出约7万亿美元，其中高达60%——即约4.2万亿美元——被锁定在“强制性”支出项目中，主要包括社会保障、联邦医疗保险、医疗补助以及退伍军人医疗护理。这些项目依据既有法律自动运转，支出规模随受益人数增加和生活成本指数调整而自动扩张，几乎不受年度拨款法案约束，更不受行政命令左右。另有1.1万亿美元用于支付借款利息，这一项同样不具备任何削减弹性。
特朗普推动的减税政策虽在短期刺激了经济增长，却持续压制了财政收入端的增长弹性，令收支缺口在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之下愈加难以弥合。
编辑总结
美国公共债务突破40万亿美元，绝不仅仅是一个象征性的整数关口，而是半个多世纪以来财政纪律系统性瓦解的客观刻度。自20世纪70年代美元与黄金脱钩以来，美国联邦政府除少数年份外几乎连年赤字，债务上限被调升逾百次，“借新还旧”已内化为财政运作的制度惯性。特朗普与拜登两位总统在四届任期内合计贡献了20万亿美元的增量债务，这一数字超过除美国外任何单一国家的GDP总量，充分暴露出美国政治体制在应对长期财政挑战时的结构性失效。
当前最令人警惕的信号并非债务存量本身，而是债务成本的“自我实现”机制——利率上升推高利息支出，利息支出扩大又迫使财政部发行更多新债，新债供给增加进一步施压收益率上行。偿债成本超越国防和医保成为联邦第二大支出项目，意味着债务问题已从“代际公平”的道德讨论彻底演变为“当期现金流”的生存危机。贝森特的回购操作犹如在洪水漫堤时加高沙袋，能为市场情绪提供短暂缓冲，但不可能扭转供给洪流与需求退潮之间的根本性失衡。在全球官方储备资产多元化进程加速、外国央行持续净抛售美债的宏观背景下，美国财政的可持续性正面临来自市场纪律的终极拷问。
【常见问题解答】
问1：美国40万亿美元债务究竟有多重？相当于每个美国人背负多少？答：40万亿美元分摊至约3.36亿美国人口，相当于人均负债约11.9万美元。更直观的对比是：1981年美国国债首次突破1万亿美元，达到40万亿美元仅用了45年。近五年的债务增量（约15万亿美元）超过了美国建国后前两个世纪的累积总和。从财政收入角度看，2025财年联邦总收入约5万亿美元，当前债务规模相当于年收入的8倍。即便联邦政府将所有收入全部用于偿债，也需要整整8年才能还清本金，而这还未计算每年逾1万亿美元的利息成本。
问2：为什么利息支出增长得如此迅猛？高利率环境会持续吗？答：利息支出=债务本金×平均融资利率。债务本金从2017年的19.95万亿翻倍至40万亿，同时美联储加息周期将联邦基金利率推升至高位，使得财政部展期到期旧债时的再融资成本急剧攀升。2020年疫情期间发行的海量低息债券（当时10年期收益率不足1%）将在未来两三年内集中到期，以当前4.5%-5%的收益率水平置换，仅利息成本就将翻数倍。市场定价显示，投资者预期长期利率将维持在4%以上的高位，这意味着利息支出超越国防支出将成为永久性结构特征，而非偶然现象。
问3：究竟是特朗普的减税还是拜登的支出对债务贡献更大？答：从纯粹数字上看，特朗普两届任期（11.6万亿）略高于拜登四年（8.4万亿），但两者均远超历史均值。从机制上分析，特朗普2017年的《减税与就业法案》使财政收入端每年减少约1.5万亿至2万亿美元，相当于在资产负债表上“失血”；拜登的《基础设施法案》《通胀削减法案》等则直接推高了支出端。负责任联邦预算委员会测算显示，特朗普第二个任期内的《大而美法案》将在未来十年增加4.7万亿美元债务，而拜登的各项支出法案长期影响亦在数万亿美元级别。两党在财政扩张上“各有贡献”，美国财政失衡是税收不足与支出过度共同作用的结果，非单一政党可独力承担全部责任。
问4：外国投资者为何不再热衷购买美国国债？有哪些替代选择？答：外国投资者需求下降是多因素叠加的结果。首先，美国财政纪律恶化削弱了美债作为“无风险资产”的信誉度；其次，全球地缘政治格局剧变促使各国央行推行储备资产多元化策略，黄金、人民币、欧元等资产被系统性增持；第三，美元汇率波动和对美国金融制裁工具化的担忧，使部分国家主动降低对美元体系的依赖。世界黄金协会数据显示，2025年和2026年全球央行净购金量连续创下历史新高。中国、印度、土耳其等国央行在过去一年中均保持了稳健的黄金增持节奏。
问5：财长贝森特扩大回购操作是否属于“量化宽松”或债务货币化？答：严格而言不属于。量化宽松（QE）是央行直接在二级市场大规模购买国债以投放基础货币，属于货币政策范畴；而财政部回购国债仅是债务管理操作，用现金回购旧券后仍需发行新券融资，并不改变净债务余额。财政部回购主要针对流动性较差的“非新券”老券，目的在于改善市场微观结构，而非刺激经济。两者最关键的区别在于：QE增加央行资产负债表规模并扩充市场流动性，而财政部回购的资金来源于财政部一般账户存款，回购操作本身并不创造新的货币供给。因此，贝森特的措施更应被理解为“技术性流动性维护”，而非“财政赤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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